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坡州書獎題外話


(筆者與日本出版界前輩合攝。前排左起:日本筑摩書房社長熊澤敏之、大塚信一、日本Misuzu前社長加藤敬事)

2005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邀請了南韓為特邀參展嘉賓,我適逢其會,在他們的展覽館內已得見坡州出版城的規劃模型,也仔細觀察了他們的活字印刷體驗活動。當時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欣賞南韓建設坡州出版城的魄力,另方面也覺得他們不應把咱們老祖宗發明的活字木板印刷技術據為己有,很為中國日後在同類展覽有何展示擔心。晃眼匆匆十年了,隨著他們的流行影視產品橫掃東亞,南韓在出版方面又有何突飛猛進呢?

承蒙出版界老朋友推薦,五月期間去了南韓的坡州出版城(Paju Bookcity),當坡州圖書獎的評審,終於有機會一訪這個全世界最大,專門為發展出版業而建立的城市。

坡州位於南韓首都首爾北方京畿道,佔地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尺,包括了設計、造紙、印刷、出版、物流通等兩百多家出版相關企業,是全球最大的圖書出版產業園區。日後還打算引進其他創意產業,如音樂、藝術、娛樂、影視後期製作等專業,打造為一個創意文化產業板塊。

坡州出版城的源起,歸功於小型美術專業書籍出版社「悅話堂」負責人李起雄,他與八個出版商友人發起建立出版園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韓的出版業蕭條,散佈各城市的小型出版社,需要負擔沉重的印刷、裝訂、物流等後勤成本,他們企圖把出版有關行業集中起來,擴大經濟規模、降低成本,也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讓出版專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經過20年艱苦經營,現今進駐坡州出版城的廠商包括出版社、物流、印刷公司、裝訂、製紙、設計、著作權仲介、編輯企劃者及文字工作者等,匯集一堂,有利出版產業的垂直整合;坡州出版城設有亞洲出版文化與資訊中心,作為研究、教育與國際交流的平台。

每逢周末和暑假,坡州出版城推出體驗製書過程活動,事先預約好日期即可參加。 如參加人員可以體驗一本書從企劃、到編撰、設計、印刷,以及怎樣進行宣傳、銷售的全過程,自己親手製作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活字工房”則體驗由親手製作文字的過程中,學習印刷術的演變。

坡州圖書獎從2012年開始,設立著作獎、策劃獎、出版美術獎和特別獎四個獎項,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為對象,向東亞地區的出版圖書頒授。主要評審委員為南韓的金彥鎬、北京的董秀玉和日本的大塚信一,再邀請南韓、日本、大中華兩岸三地的出版人、學者和書評人出任。

2015年坡州圖書獎的得獎者,計有:獲著作獎兩種,南韓金學載著:《板門店體制的起源:韓國戰爭與自由主義和平規劃》,和日本宮本憲一著:《戰後日本公害史論》;策劃獎是南韓鶴潭著:《鶴潭評釋阿含經》;出版美術獎頒給南韓的設計集團:樹流山房;特別獎得主是內地北京三聯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從獲獎出版圖書可見,得獎圖書都是或跨地域選題,如韓戰和日本公害的研究,或跨文化如評釋阿含經,和開內地學術圖書風氣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些選題香港近年較弱,故與獎項無緣。

今次參加坡州圖書獎評審的收穫,除了有機會一窺慕名已久的坡州出版城外,另一收獲是結識了幾位東亞地區出版界的前輩,如南韓的金彥鎬先生、日本的大塚信一先生。尤其是大塚先生,他歷任日本岩波書店董事、編輯主管、專務董事和社長,在日本出版界德高望重,他已年屆七十五,退休多年,仍然致力於推動地區內的出版文化,實在難得。


會後有機會與大塚先生閒聊,得悉他對對日本圖書出版日趨式微覺得很婉惜。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後加入當時日本數一數二的岩波書店,適逢圖書出版的興旺時期,業者信守承諾,出版社與作者合作無間,互相倚重,出版了甚多劃時代的圖書。大家談起五、六十年代日本文化對其他地區影響很深很廣,尤其是日本電影,影響力直進歐美。我不經意談起當時的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是我少年時代觀影的偶像,他導演的電影差不多全數看過。大塚先生說他曾力排眾議,把黑澤明的電影劇本拿來出版,結果反應奇佳。他認為現時日本的出版界過分緊貼市場,編輯缺乏判斷能力,結果被流行文化產品牽著鼻子走,無從擺脫。他談日本現今橫掃世界流行文化的動漫,日本動漫已經成為出版主流,帶來可觀外匯收入,但論對世界思想和文學的影響卻毫不足道。他引當今日本文學大師村上春樹為例,認為村上的作品雖然暢銷,瘋魔歐美,但只停留在吸引青少年讀者的層次,雖然日本每年都有人提及,說他應拿諾貝爾文學獎,但是論文學的深度,論作品的內涵,與昔日的大師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仍有一段距離。

Read More......

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學習英語


網上讀到與我同一代的內地人談昔日學習英語的艱困經驗,為之感動不已。

他們上小學和中學的年代內地惟一的外語是俄語,其他外語被視作毒草,後來連俄語也再不吃香,基本上取消外語。不少日後取得成就的學者,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後上山下鄉期間,憑個人努力靠自修把英語學習回來的。他們或偶然得到一本英漢字典,跟字典學習生字,或幸運的得遇高人教導,或找到幾本英文書偷看自修,挑起學習英語興趣,經指點後弄通竅門,憑驚人意志和毅力堅持下去,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恢復高考,大學看成績取錄後,重新進大學學習,再到國外留學深造,日後才有所成。

與他們比較,其實香港學生的條件要優越得多,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老師都受過訓練,至低限度也是師範學院畢業,不少人到中學階段還有外籍老師教導。如果到中學畢業後還未能充分掌握英語,只能怨自己懶惰沒有做好本分。
我們父母親一輩千叮萬囑,要我們一定要學好英語,原因是上一輩不少人都是從內地來港,找工作時發覺自己在內地的學歷不被承認,只能夠做非技術勞工。就算相同的工作崗位,懂英語的員工的收入比不懂英語的要高。所以他們要求我們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找一份文職工作,生活可以改善。

最佳例子是警隊中有所謂「紅膊頭」,指軍裝員佐級人員在肩膊佩戴刻有警員編號的紅色底板小肩章,代表懂英語,能夠與外籍人士溝通,他們可獲發一次性的特別津貼。當時招募警察的最低學歷是小學畢業,獲得取錄的大多數不大懂英語,就算拿到「紅膊頭」的,只不過相等今天的中一程度。其中有人特別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語程度的,可以參加升級考試,因為他們能夠與上級英籍警官溝通,升級機會自然較順暢。有人從(散仔)普通員佐級入職,逐步升級,升上幫辦(督察) ,最後升作警司的。

我們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英語,用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語初階課本,第一冊是看圖學英語(Picture Book),要上二年級才學文字,與我同代的朋友到今天還記得第二冊第一課是《一個男人與一個煎鍋》(A man, a pan)。印象最深是課本插圖的男性都是帶水壳帽穿沙龍裙的馬來人裝扮,估計那時編的英語學習課本都是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編寫,插圖因地區改變,我們用的課本覆蓋整個遠東區,包括香港、新加坡和馬來半島。大概到小四小五,可能因為香港學生人數增加,可以獨立編排印刷,課本的插圖才開始本地化。

上中學時,英語課分開文法、讀本和會話。文法課堂數最多,主要是語類、時態等技術性學習,反覆操練,上課時很沉悶,但對日後的書寫幫助很大。讀本課用的都是朗文出版社的英語文學名著簡易本,每個級別選讀幾本名著,老師也沒有什麼教學法來引起學生興趣,只不過在上課時,叫學生輪流站起來高聲誦讀,除了多認識幾個生字外,無甚得益,連讀過的文學名著也忘記了。惟一例外是記得中二那年讀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Pickwick Papers),因生字太多,查字典很費力氣。到中三那年,教讀本課的修士看見眾小子對着文學名著簡易本無心向學,為了提高大家的閱讀興趣,決定轉讀原文的偵探小說,記得第一本是愛葛莎.克利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十個小黑鬼》(Ten Little Niggers),因「黑鬼」一辭政治不正確,不少版本改名為《十個小印弟安人》(Ten Little Indians),去街上賣英語流行小說的書報攤找平裝本來讀。說也奇怪,儘管原文偵探小說生字更多,同學都不厭其煩,就算多查字典也把小說讀完,上課時也多了討論,各抒己見,熱鬧得很。自此之後,我上的中學便改用原文偵探小說作讀本取代文學名著簡易本,先後讀了三、四種,計有《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 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等 ,全是克利斯蒂作品。

會話課沒有幾多會話機會,一位老師對着三十多個學生,怎可能有機會對話?都是輪流一問一答,無甚得益。
如今總結,中學階段的英語課最有幫助的是文法課的練習,不停操練,逐漸減少寫作時犯文法錯誤。

我後來在香港工作時,讀不少較年輕一代同事寫的英語書信、備忘錄和短訊,發現頻頻出現文法錯誤,要我動手更正。當時很覺奇怪,這是中學階段的基本英語訓練,大學畢業生竟然不懂。後來才了解原來香港這二、三十年來英語課程改革,取消了文法學習,學生根本不懂正確文法,沒有寫作時需要文法正確的觀念,怪不得寫得錯誤百出了。

Read More......

2015年1月6日星期二

黃飛鴻


 
電影《黃飛鴻之英雄有夢》在香港上映,網上掀起了一股黃飛鴻熱潮。據傳媒報導,這部電影在內地票房已超過一億,台灣上畫之初,已收三千多萬新台幣,電影主角彭于晏儼然兩岸三地華語影壇新天王,不但吸引愛看技擊片的年輕男性觀眾,連一向不看這類電影的年輕女性觀眾也吸引過來,看來這部新《黃飛鴻》勢必創下兩岸三地新票房紀錄。

不過,也有黃飛鴻電影的老擁躉表示不喜歡這部電影,說廣東拳術高手的黃飛鴻竟然講普通話而不講粵語,未免失真。故事內容也只是黑幫爭地盤打鬥殺人復仇,並非傳統的黃飛鴻鋤奸扶弱英雄形象,這個臥底故事,過去的黃飛鴻故事也未見提及,是編導的純創作。既然是創作,何必把黃飛鴻拿來作招徠,主角換個名字不一樣可行?
影片要滿足廣大兩岸三地非粵語觀眾,其實不難,只需分錄普通話和粵語兩個版本,香港和廣東地區多放粵語版本,其他地區放普通話版本便是了。反而故事脫離傳統問題難以解決,編導創作追求突破,希望影片有新意,老觀眾卻要求跟隨傳統黃飛鴻形象,不得天馬行空,兩種態度很難協調。幸好影片的觀眾主要是八、九十後一代,沒有看過李連杰飾演的黃飛鴻,更加沒有看過更老一輩的關德興演的黃飛鴻,對有關黃飛鴻的電影小說故事都無甚認識,不會斤斤計較是否符合傳統形象。
黃飛鴻故事實在是個奇蹟,小小一個廣東武術教頭兼跌打醫師,竟然成為風聞全國的武術偶像,單在香港,電影拍了超過百部,還拍過電視片集,後來連內地都有人拍攝黃飛鴻電影,影片數量成為世界紀錄。
我這一輩對黃飛鴻的印象,主要來自關德興電影。我自幼家貧,當然沒有錢買票跟隨朋輩進戲院看黃飛鴻電影,聽同學觀影後回來,口沫橫飛大談黃飛鴻的武術絕招,大談甚麼「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形拳」,還模仿一番,恨得我牙癢癢嫉妒非常。後來有個同學見我愚昧,用家人給的零錢,有幾次帶同我去涼茶舖看當時的有線電視「麗的映聲」播映的黃飛鴻電影,每場兩個人花一角五分。雖然涼茶舖看電視很擠迫,距離較遠,熒光幕細小,黑百電影拍得模糊,無甚好看,總算是看了幾次黃飛鴻電影,勉強跟上潮流還了心願。
關德興的黃飛鴻電影外,另一接觸來自有線電台廣播「麗的呼聲」,每天中午十二時開播由鍾偉明講述,曾經風靡一時的「國術小說」,也曾講過黃飛鴻故事。鍾偉明被稱為「播音皇帝」,聲音洪壯,說話清晰,抑揚頓挫,他的「國術小說」是小朋友至愛。小學時我上下午班,每天提早午飯後回校,與一眾同學圍在學校門口附近士多店外聽廣播。士多老闆為了招徠,把收音機聲浪放到最大,好吸引學生聚集,間中有人會光顧些零食和汽水。除了黃飛鴻故事之外,我還聽過鍾偉明講的其他「國術小說」,印象很深的是由我是山人原著的洪熙官故事,甚麼「南少林五祖」,「廣東十虎」,洪熙官、陸阿采、方世玉、胡惠乾等名字,都是先從他處聽來的。
黃飛鴻的父親黃麒英是陸阿采的再傳弟子,所以黃飛鴻練的是洪拳。黃飛鴻有一弟子叫林世榮,出身豬肉販子,綽號「豬肉榮」,他把黃飛鴻這一脈的洪拳帶來香港,開班授徒。林世榮有一弟子叫劉家良,是很多黃飛鴻電影的武師和武術指導,也曾當過導演,「劉家班」一直在香港電影的武打場面設計舉足輕重。
我父親是武俠小說迷,不時從街邊的租書檔租借武俠小說回家看,所以我少時曾偷看過我是山人的作品。我是山人的文字是文言、白話加粵語混雜的「三及第」文,他對武術技擊很熟悉,很長篇幅文字介紹小說人物交手時的一招一式,應正名為「技擊小說」,但小說的故事性不強,欣賞武術技擊的讀者會看得過癮,但追求情節故事的讀者會感都沉悶。後來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一經推出,故事性強有情節,人物刻劃細膩而突出,再加上點男女愛情橋段作配襯,成為「武俠小說」主流,我是山人的廣東「技擊小說」也就逐漸淡出了。
黃飛鴻老家廣東南海西樵近年編了一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其中的《黃飛鴻紀念集》收集有關黃飛鴻的傳記、傳說、研究和討論文章相當充足,有興建多了解這個近代廣東技擊界一代宗師的讀者值得一讀。

Read More......

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天主教會與名校的前身

 


香港新一代家長好像對名校特別著迷,不惜金錢,千方百計想盡辦法都要把孩子塞進去。孩子才兩歲不到便要為他們作準備,先是找一家名幼稚園,好增加升讀名小學的機會。跟著各出奇謀,為孩子報考名小學費煞心機,例如:遷到學校附近地區居住,改信辦學團體的宗教,好增加取錄分數;盡早送孩子去學英語,而且是學一些小六學生也不一定懂的辭彙和會話;參加各種興趣技藝班如彈鋼琴、拉小提琴、舞蹈、繪畫等,不單止人有我有,簡直要鶴立雞群,最好拿到證書獎狀;有些家長還特別送孩子進補習班,據說這些補習班的導師對名小學入學面試甚有心得,預先為孩子操練好面試的問題,讓孩子記得滾瓜爛熟,面試時能對答如流。種種手段,不外是希望孩子在面試時表現突出,得到心儀名小學取錄。其他不能見光的手段如託人事、拉關係、作捐獻、送禮物,也間有所聞。 

家長既然對這些名校如斯推崇,到底有沒有人會翻查一下心儀名校的歷史,好像何時開校、辦學目標、辦學原先理念能否堅持?然後衡量一番,看看這些名校的辦學目標與自己的要求吻合。 

剛讀了香港教區夏其龍神父著《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有關香港天主教歷史的書,了解到不少天主教學校的源起,原來最初辦學時的目標很平民化,甚至是專為社會的低下階層服務,與名校貴族學校完全沾不上邊。只不過時異世異,被辦學團體和家長改變了。 

例如港島中區的名校聖若瑟書院,前身是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 College),開埠初期由來自澳門的葡籍居民創辦,位於砵典乍街史丹頓街,1860年交由香港天主教會管理,到1875年再轉基督學校修士會(喇沙會)接手。創校目的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華人學生只佔少數。所以,聖若瑟的學生中,過去一直有不少葡籍人士,華人稱他們為「西洋仔」。除了英語是第一語言外,不少學生以法語課代替中文課作為第二語言。他們在九龍區的兄弟學校喇沙書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開辦,本來辦學目的也是為葡籍居民子弟提供天主教學校教育。 

又如位於西環的聖類思中學,前身是1864年天主教創辦的「養正院」(男童懲教所),專門收錄青少年罪犯和街童,教導他們手藝,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日後作謀生手段。學校在1908年才改名為聖類思。這所學校曾經先後交給基督學校修士會和瑪利諾神父會管理,要到1927年轉由現時的辦學團體慈幼會接辦,改作招收一般華人學生的工藝學校,1936才轉為文法中學,工藝教育則轉撥慈幼會在香港仔創辦的工藝學校。有趣的是在1874年,當時香港天主教的監牧高神父(Raimondi, 後來升為高主教,現時堅道天主教總堂後面的高主教書院便是紀念他)回義大利訪問並尋求協助,他訪都靈(Torino)時曾與專門招收街童,教導他們手藝技能的新興修會慈幼會會祖鮑思高(Don Bosco)神父見面,鮑思高表示很樂意派遣慈幼會會士來香港協助辦學,卻被高神父拒絕,所以慈幼會要到1927年才來香港。慈幼會在香港辦的本來都是工藝學校或工業學校,近年因本地教育政策改變才轉為一般的文法中學。 

當時另一天主教修會耶穌會也有意從澳門遷移來香港,亦被高神父拒絕。要到1926年,愛爾蘭耶穌會才正式來港,1932年開始接手管理原本私人創辦的華仁書院。 

天主教的女子學校中,聖保祿書院歷史最悠久,來自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早在1848年已經來港,在灣仔開辦兒童之家,服務範圍包括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開辦學校,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這所學校本名為法國傳道會學校,即聖保祿書院前身。聖保祿修女與香港監牧高神父關係惡劣,因為爭產對簿公堂。她們曾經一度離港去了越南,後來有再遷回來。 

另一重要的天主教女修會是1860年來自義大利的嘉諾撒仁愛會,她們來港後主要工作也是開辦收容女童棄嬰的育嬰院、和照顧病人的聖方濟各醫院。她們也為葡籍天主教女童提供教育辦學校,早期有堅道的聖心書院,和灣仔的聖方濟各書院。她們至今依然是香港天主教團體中辦學最積極,管理學校最多的天主教女修會。 

來自美國的瑪利諾女修會1921年才來港,初時也是辦育嬰院,要到1925年才開始辦學校。她們在港九分別創辦的兩所瑪利諾學校,後來都被視為貴族名校,與早期收容教育女童棄嬰的宗旨簡直南轅北轍。瑪利諾修女在1980年放棄了港島區的學校,交給其他天主教團體管理,並改名為瑪利曼中學,九龍區的瑪利諾修院學校則依然維持。 

至於高主教(Raimondi)與香港其他教會人士的矛盾和鬥爭,包括排斥法國的沙爾福聖保祿仁愛會,弄到法國修女與香港教會打官司爭產、拒絕鮑思高慈幼會和澳門耶穌會來港,除了夏神父的著作外,也可參考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著《從米蘭到香港 – 150年的傳教工作》( From Milan to Hong Kong—150 Years of Mission)。兩書都提及早期香港教會的義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教士歧視華籍教士,夏神父的書對此寫得尤其深刻,指出要到1960年代,香港的華籍教士的才能開始被確認,可出任香港教區的一線領導工作。這些「秘聞」,香港教區的神父很少提及。

Read More......

2014年12月2日星期二

三毫子小說




讀了前幾期《百家》雜誌的《三毫子小說》專輯,勾起了不少回憶,因為「三毫子小說」也是我的重要成長經驗。

粵語「三毫子」即是標準漢語的「三角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出版商出版了不少廉價通俗小說,三十二開本,內文以新聞紙黑白印刷,配以彩色封面,每本六十四頁,售價三角錢。不少後來頗有名氣的本港作家都曾經投身成為寫作隊伍一員,如南來作家今天已成為文壇殿堂偶像的劉以鬯、以《三蘇怪論》著名的高雄、在上海時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潘柳黛、海派作家方龍驤;原在香港寫作編報刊的黃思聘、歐陽天、楊天成等;稍後是不少作品被改編成粵語電影的鄭慧。到六十年代,有曾經在香港通俗文壇名滿一時,現今已大量減產的浪漫小說作家依達、和至今仍受女讀者追捧,寫作不綴的言情小說作家亦舒,這時通俗小說已加價至四角,成為「四毫子小說」了。

《百家》雜誌的專輯刊出了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兩個「三毫子小說」的特點,過去都少見有人提及:一是「三毫子小說」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一是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華人市場其實是香港通俗出版讀物的重要市場,支持了這些印刷品的出版銷售。


跟據我的認識,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出版讀物的蓬勃,源於來自上海,解放前已出版著名偵探詭異雜誌《藍皮書》的羅斌先生。他來香港後繼續出版《藍皮書》,並將連載小說結集。我記得童年聽過電台節目改編自《藍皮書》連載小說,上海作家小平原著的偵探故事《女飛賊黃鶯》。羅斌後來擴展他的出版王國,成立環球出版社和新系報業,出版日報、雜誌和通俗小說,所謂「一雞三味」:付出稿費後先把小說放在報章副刊連載,然後再在雜誌刊出,最後出版「三毫子小說」結集。我了解這個關係,是因為八十年代在出版社工作,特別拜訪羅斌先生,希望收購環球出版社的小說版權,豈料他表示新系報業集團與作者的關係是現賣現買,作者交稿報社付稿費,貨銀兩迄,互不拖欠,沒有版權讓授合約,故無從轉授。我們惟有分別逐一約見個別作家商討,後來成功撬了不少環球出版社旗下作家過檔,如寫科幻小說的倪匡(魏力、原振俠)、靈異小說的周恆(張宇)、驚慄小說的潘粵生(余過)。也有挖角失敗的例子,如當時愛情小說天后岑凱倫,她始終如一效忠環球,和對天地不離不棄幾十年,至今不渝的亦舒。

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不少文化人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執筆寫作是當時謀生的技術,著名文化人,國民黨大佬梁寒操的夫人黎劍虹也曾來港開辦霓虹出版社,出版「小說報」,也是「三毫子小說」的重要出版者。他們拿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出版了不少反共通俗小說,爭取到不少文化人效力。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霓虹出版社也結束了。

容世誠教授談話中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化產品行銷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市場。其實不單止雜誌期刊和通俗小說如是,香港生產的國語和粵語影片同樣依賴南洋市場,尤其是影片,開拍前拿到「戲軌」(故事大綱)和「卡士」(演員名單)便去「賣埠」,收取訂金作為製作拍攝的前期資金。可能因為當地華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生產不出通俗文化產品,所以很依賴香港。連當地不少華文報刊的副刊文章都只是靠剪貼香港報刊的副刊稿子,而且不付稿費。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主要是愛情小說,以女性讀者為對象,尤其受到中學女生歡迎,我們男生對這些情情愛愛的故事普遍不感興趣,很少閱讀。就算找課外讀物,都寧選比較粗獷男性化,學校嚴禁的武俠小說,所以說不上接觸太多。不過,當時也是上中學的姊姊倒是個愛情小說迷,時常與其他女同學分享依達和亦舒的作品,我耳濡目染,勉強算有點認識。有個中學同學還模仿依達,索性提筆仿作,投稿去環球出版社,間中得到採納,出版成書。另一中學同學杜杜也遊戲仿作了一個短篇,改個筆名叫瓊依,筆名根本就是愛情小說兩大名家,台灣的瓊瑤和香港的依達合稱。

 

Read More......

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為「大牌檔」正名


 

近年來香港市民特別著意尋找貨真價實,真正在源出香港的生活傳統,希望向聯合國申報,列入為世界非物質文明項目。其實在芸芸生活傳統中,在街邊經營熟食的固定攤檔小販,我們習慣叫作「大牌檔」的飲食去處,最屬當之無愧。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曾經光顧過「大牌檔」,不少遊客更視之為香港城市特色,其他城市少見的獨特風景。 

上一世紀經營熟食的「大牌檔」曾經盛極一時,最高峰時期曾經有過千家。一般勞工階級一日三餐都在此解決,也是不少在鬧市上班的白領階級的午飯之所。聽說上一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些有閒階級人士上舞廳,替「小姐」買鐘外出吃宵夜(夜宵),也常「幫襯」(光顧)「大牌檔」,以其就近露天明爐猛火煎炒,「夠晒鑊氣」(指炒菜時從鑊中飄出來的香氣、熱氣甚足夠)也。今天的不少老牌名店食肆,昔日都是由「大牌檔」開始的,如以燒鵝譽滿東南亞的富豪飯堂鏞記、以清湯牛腩馳名的九記、號稱雲吞世家的麥奀記、以甜品和糖水著名的進軍內地城市的滿記,都是上一代津津樂道的「大牌檔」食肆發跡典故。 

我年紀稍為癡長,有幸見識過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大牌檔」的盛況,尤記得晚上旺角街頭,華燈初上,幾家「大牌檔」的枱櫈擺滿的行人路,更佔用部分行車道,每家攤檔起碼開十多二十桌,有些甚至租用店舖。路邊食客雲集,杯盤交錯,高聲談笑,好不熱鬧,有食客還要站在旁邊等位呢。 

香港政府一向視這些「大牌檔」為頭痛問題,覺得難以管理。「大牌檔」阻街,街邊經營缺水缺電,也沒有排污水系統,影響環境,街頭進食時灰塵撲鼻,衛生條件差,街上煮食也容易引起火警,不加強管制不行。但「大牌檔」是星斗市民吃飯去處,因價錢便宜受到歡迎;「大牌檔」更是數以萬計市民謀生之所,不能隨便取締。 

近十來二十年香港「大牌檔」的管理日漸進步,當局一方面加強管制,減少發牌,另方面採取疏導政策,在公共屋邨和交通樞紐興建起熟食中心,香港市民叫這些新型熟食攤檔作「冬菇亭」,另外食環署屬下的多層街市也增闢熟食中心,讓本來在路邊經營的熟食攤檔遷移進去,既減少阻塞道路交通,把道路歸還給行人和車輛;熟食中心有食水、電力和煤氣供應,廚房跟大堂分隔,食物的衛生質素提升,飲食環境改善,部分熟食中心設有空調,食客坐得舒服多了。現今還在路邊經營的固定熟食攤檔,全香港只剩下寥寥幾十檔,可見從路邊固定熟食攤檔轉為熟食中心攤檔,已經是大勢所趨。當局起初推出熟食中心時,受到不少「大牌檔」業者反對,擔心遷進室內後曝光少了,吸引不到顧客,但看現今幾個大型街市的熟食中心,如北角渣華道、跑馬地、鵝頸橋和大埔墟,晚市都是由幾家大型經營者雄霸,生意火紅,收費絕不比在正式店舖經營的食肆低,可見只要食物弄得好,還是不愁吸引顧客進來的。 

很多人對「大牌檔」的正確名稱有異議。有人認為這些街邊經營的熟食攤檔設在路旁,一排成行成列,所以應叫「大排檔」。也有熟悉掌故者指出,香港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管理小販,由當時的「潔淨局」(即後來的「市政局」)制定統一發牌制度,小販需要有牌照才准許經營。小販牌照是一塊木板,固定攤檔的木板牌照面積較大,流動小販的木板牌照面積較小,故此固定小販熟食攤檔俗稱為「大牌檔」。其實「潔淨局」把小販分固定攤檔和流動攤檔,發出的牌照都是薄紙一張,面積不分大小。「大牌」、「細牌」只是一般小販分辨固定攤檔與流動小販牌照的俗稱。嚴格來說,「大牌檔」並不限於經營熟食,一些舊區如旺角街市、油麻地街市,中環的利源東西街,都還有售賣成衣、雜貨、家品和蔬菜的固定攤檔,屬於非經營熟食的「大牌檔」。如今把「大牌檔」的名稱用作泛指街邊經營的熟食攤檔,只是借用。 

莊玉惜寫了一本書:《街邊有檔大牌檔》,有不少有關香港「大牌檔」的歷史資料,值得細看。

 

Read More......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友聯」的前因後果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 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Read More......